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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24th, 2019  |  澳门新葡亰网站

澳门新葡亰网站,挣工分制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发端之后,与外部的市场化制度、宏观的政治体制一起,构成了我国媒体复杂的新闻产制环境。本文从新闻产品、劳动样态、劳动者价值和归宿等方面,探讨这种制度的政治效应;本文揭示了在挣工分制度中政治权力与市场机制的交织,导致新闻人以自由的方式向权力依归的事实;本文同时指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传媒业经济增长狂潮的代价和政治后果。

挣工分制度;媒介市场化;经济增长陷阱;绩效制度;新闻劳动样态

The Product, Labor and Journalists under the Performance System

夏倩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挣工分制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发端之后,与外部的市场化制度、宏观的政治体制一起,构成了我国媒体复杂的新闻产制环境。本文从新闻产品、劳动样态、劳动者价值和归宿等方面,探讨这种制度的政治效应;本文揭示了在挣工分制度中政治权力与市场机制的交织,导致新闻人以自由的方式向权力依归的事实;本文同时指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传媒业经济增长狂潮的代价和政治后果。

挣工分制度 媒介市场化 经济增长陷阱 绩效制度 新闻劳动样态

新闻人“挣工分”的故事最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都市报的涌现而推广开来。到2000年前后,伴随着媒体激烈的市场化进程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这种内部分配制度在全国媒体中铺开。绝大多数党报也一改从前传统事业单位的“大锅饭”分配制度,采取了业绩与个人收入直接挂钩的内部分配制度。于是,这种内部的绩效制度与外部的市场化制度和政治体制一起,构成了目前我国新闻产制复杂而独特的制度环境。

媒介组织的绩效化制度虽是微观制度,处于整个媒介市场化制度的末端,但因为关系到媒体人的切身利益,对于其职业行为和职业心态发挥着直接的调控作用。绩效化制度下,媒体普遍采纳了最能激发市场化效应的计件薪酬制,新闻人的劳动处境因而被改变,其劳动过程被重新规驯,以适应商品化的新闻生产。外部的宏观制度,正是通过组织的中介而落实到日常的新闻生产中。此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针已于70年代末实行,但因为没有组织制度的有效配合,新闻人的日常工作并未紧随市场机制,新闻的商品化生产并未贯彻成为媒体人的意识形态。直到绩效化制度铺开以后,经济利益成为直接的调控之手,再加上人事制度改革,将媒体人与媒体机构的关系改造成了市场化的劳动雇佣关系,生存伦理超越职业伦理而被引入到工作情境中,使新闻人的劳动处境被大大改变,新闻产制的场域因而大不同于以往。

挣工分制度是90年代中期以后由国家发动的媒介经济增长狂潮的产物。中国的媒介市场化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市场化的每一步骤、每一重要策略都有国家的推动或默许,国家意志深深地卷入媒介的市场化进程中,塑造着媒介市场机制的独特性。因此,挣工分制度不是一种单纯的媒体内部分配制度,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媒体组织对新闻劳动过程的控制策略,它本身就是国内复杂的市场政治的构成部分。而且,这个制度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效果”①。本文通过对于挣工分制度的分析,以探讨我国媒介市场化的政治效应。

本文将不对媒体之间的挣工分制度再作具体区分,而采纳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抽取其本质特征进行研究。研究期间,作者共接触了67位新闻从业者②,他们分布在国内12个城市的27家媒体中,其中党报/台12家,大众媒体15家。受访者中新闻资历10年以上的有17位,5-10年的23位,5年以下的27位;15位为中层管理人员,6位为总编/主编,其他为普通记者编辑。访谈在2008-2012年间断续进行。此外,材料来源还有记者的参与观察、博客等。

一、媒介市场化、增长狂潮与挣工分制度

我国媒体从1979年起进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从广告经营开始,传媒管制逐步放开,媒体被推入市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当年,传媒业被国家正式列入“第三产业”,在1994年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又明确地将新闻业划出政府机关,单独列为一类经济行业,从纯粹的意识形态领域和公益事业中解放出来。媒介的市场化方向被确定后,传媒业从此前的被动市场化转向主动市场化③,迈步朝经济实体转型。国家的财政补贴急剧缩小,1999年后,国家正式出台了各新闻媒体在3年内全部转为“自负盈亏”的政策,从而将新闻媒体全面推向市场。④为因应企业化发展,媒体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必须进行大规模变革,原来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让位于企业化的绩效管理模式。在“创收”的指挥棒下,媒体中普遍推行责权利结合的成本控制和员工激励机制,媒体内部层层分解利润指标,签订承包合同,最后用计件薪酬的办法将利润压力传导到采编人员身上。

用工制度的企业化改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媒体人的身份转换,一是薪酬制度的变革。以往的媒体“单位”中人,不仅是劳动力的提供者,还是具有政治身份的权利主体⑤。他们拥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享受着高福利,工作高度稳定,也形成了“单位院落化”、“身份档案化”、“分配平均化”、“晋升排队化”、“精英仕途化”的现象⑥。1990年初,国家开始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改革,目标是逐步打破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到2000年前后,国家全面推行事业单位人事聘用制,取消行政级别,破除干部终身制⑦。而此时媒体的改革则更进一步,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分别出台了本行业的用工细则,规定媒介机构“全面推行聘用制”,实行“单位自主用人、个人自主择业”的用工制度。媒体用工制度改革的形式主要有全员聘任制、新进人员招聘制、新进人员人事代理制、劳务派遣制、专业职务评聘分开制等。媒体人与媒体组织的关系被改造成企业化的劳动雇佣关系,媒体人褪去了“事业单位”的政治身份,而变身为媒介机构的劳动力。

对新闻生产关系更彻底的改造,是薪酬制度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体员工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付,员工报酬以基本工资为主,加上福利分房、医疗保险和若干“大锅饭”的花红,工资高低则取决于员工所属报纸的行政级别以及自己的专业职称⑧。1994年以后,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转为广告和其他市场经营活动,并能够自行支配其大部分利润。为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提高组织效率,绩效考核制度首先被新兴的都市媒体和行业媒体采纳,紧接着,南方较早实行市场运作的媒体也积极转轨。2000年以后,在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要内容的内部分配办法”在媒体中全面推行。

目前,大多数新闻机构采取了高度市场化的量化考核和计件制的绩效薪酬制度。⑨这种极端化的制度是通过“价格杠杆”来实现调控功能,以单篇稿件的“价格”为核心,通过调整稿件价格来左右相关种类稿件的供需情况,同时,通过难度加权和等级评定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控制和引导作用⑩。但绝大多数媒体是以数量为主,质量为辅,所以被称为“计件制”。这里的奥妙,据访谈者说,是因为媒体扩张后需要大量的稿件来填充版面,这导致了媒体产品普遍“浅轻薄”的现象。

为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底薪之间的职级差距被大大缩小,导致职称、年资、经验在媒体中失去了实际意义。多数媒体,尤其是市场化媒体,底薪被压低到只占一般记者收入的30%不到,甚至低于10%。比如,一个内地一线记者的底薪扣除“三金”后,一般只有几百元到一千多元,所以他必须不断地跑新闻才能赚够在城市中体面生活的收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新闻从业者将自己的工作称为“挣工分”。

同时,为了强化“压力传导”效应,许多媒体还采取了“末位淘汰制”,连续三个月处于末位的员工必须离职或重新选岗,这进一步加剧了职业的不安全感。一些采取“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稿分制的媒体,员工的压力更大,离职率更高。这样的工作状态越来越偏离“知识分子”或“宣传干部”的身份,而更像被生存驱使的普通劳工。

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媒体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挣工分制度,绩效化制度本身也有多种形式可选择。导致我国媒体采取计件绩效制的直接背景,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目标所催生的GDP增长狂潮。它所带来的片面增长模式很快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造而席卷各个行业,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增长合法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效应。

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媒体与其他行业一样,不约而同地陷入了这种经济增长陷阱。媒体在保持“政治正确性”之外,评价体系独尊经济指标,评判一家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主要靠创收业绩。同时,市场化不断地推高媒体的产制成本,为了获得大产出,媒体竞相大手笔地投入。近些年来,电视媒体在制作娱乐节目、争夺电视剧首轮播映权等方面,耗资越来越大,这些节目所占用的时间和资金大大地排挤了公共服务类节目。媒体之间无止境的你争我夺,背后的驱动并非真正的生存危机,而是在职业价值被压抑之下所产生的单向的增长驱动。这种集体性的增长盲目性,反而制造了媒体集体性的生存焦虑,形成了一个谁也不敢跳出的生存陷阱。

对于媒体来说,“经济增长点”集中在媒体自身拥有的垄断资源——传播渠道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报纸不断地扩版、增刊,到增加子报;广电媒体不断地扩张频道、频率,以形成规模经济,为的是刊载更多内容吸引更多受众,以增加广告量。此前,各个省级台基本上维持一台一个频道/频率,现在都已扩张到十几甚至几十个频道/频率。这些扩张出来的媒体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填补时段/版面。而同时,媒体采取承包制/分频制,这就导致各家媒体为了增加积累而必须压低成本。受访的媒体管理者指出,压缩人工成本最好的、貌似最合理的、大家最能接受的方式就是挣工分,因为这可以以多劳多得的面貌取得员工的心理认同。实际上,整个用来分配的“蛋糕”大小掌握在媒体领导手里,貌似一些员工通过努力可以拿到很高的收入,但媒体管理层是以最低的成本支出拿到了最多的产品。

挣工分制度是中国独特的媒介市场化的产物,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那么,在当前我国整体政治经济环境下,“挣工分”是一种怎样的政治?它产生了怎样的政治效应?这是作者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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